新疆問題的出路與治疆戰略

2014-10-18 | 來源: 穆堯博客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　　一解決新疆問題的目標底線

　　思考解決新疆問題，首先要注意“以道統器”原則和“理想與現實”相並重原則。如果抓不住新疆問題的症結、大方向、大原則，而只是從具體的“器物層面”著眼，哪怕用意良好，結果也可能事與願違或事倍功半。如果只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，置公平、正義、民主原則於不顧，且不說不可能找到解決之道，就算是退一萬步找到了，也是不正義、不可欲的;但反之，如果單純地從美好的理想出發，而不考慮現實條件，那麼結果不僅難料，而且也可能導致災難後果。

　　那麼解決新疆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目標是什麼?就是謀求兩千萬新疆各族人民的和諧、共存、共榮，這是衡量其他一切目標想象或方案設置的基本底線。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，但實際卻未必如此。一方面，謀求新疆人民的共同福祉，得到國家和社會主流輿論的肯定，但實際中並未得到有效、全面的落實，族群邊界與貧困富裕邊界重疊明顯，而不少人則將其簡單地歸因於市場競爭的自然優勝劣汰，從而理所當然地放逐共同發展原則。另一方面，有人則認為，新疆是屬於維吾爾人的新疆，漢族是外來者，持這種觀點的激進者，以實際行動謀取新疆分裂，而非激進者，雖不否認國家的權威，但在內心卻認可或同情分裂之為。反過來，政府則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，“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”的說法，在嚴格控制、打壓分離主義思想時，又常常過分壓抑、傷害一般性質的維吾爾民族的自豪感與族裔文化認同;而被壓抑者，也同樣祭起“自古以來的”邏輯，公開或私下裡來證明新疆是維吾爾或突厥民族家園的合法性。結果在新疆內部，新疆究竟是屬於誰的之爭，相當程度上就放逐了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家園這一理應具有的共識。如果沒有這種共識，那麼新疆問題則就永無解決之日。盡管限於篇幅和主題，本文無法討論這一問題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們必須將謀求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福祉，作為我們思考解決新疆問題的基本底線。所以像謀求新疆獨立這種訴求，雖然不是不可以討論，但其作為一種排斥性的解決方案，自然不被納入這篇篇幅有限的文章中，更不用說分裂是一條根本走不通的、只能將兩千萬新疆人民陷於種族仇殺之境的死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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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制度路徑的思考

　　現有解決新疆問題的看法，大致可分為“制度路徑”和“措施方案”兩類。不滿於現行民族制度而謀求變化的制度路徑大致可分為三種：實行聯邦制、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、放棄現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。關於聯邦制之設想與落實民族區域自治之觀念，都可歸為“自治”這一大類中，前者屬於高度自治范疇，它需要國家現行制度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一前提(即由現行一黨執政的中央集權制，變為多黨制的憲政體制);後者或可名之為低度自治，即在不改變現行國家基本制度的條件下，給予少數民族更多的自治權。盡管兩者存在自治強度的差異，但它們共有相同的前提性判斷，即現有的制度無法很好地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，所以要通過更有效的少數民族自治制度的落實，來還權於少數民族。而這恰與近年來廣為熱議的所謂“第二代民族政策”的判斷大相徑庭。“第二代民族政策”的立論者認為，新疆、西藏等地的民族問題之所以日益激化，主要原因就在於建國以來所實施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，培養、強化、固化了民族意識、民族差異;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實施，也造成了公民法律面前的不平等，所以必須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，施行公民在法律、政治上的一律平等，並大力促進民族融合(這裡主要針對的是胡鞍鋼的“第二代民族政策”觀，他與馬戎先生的“民族問題去政治化”理論的重大差異，請參見姚新勇：《中國大陸民族問題的“反思潮”》)。兩類觀點之分，既是理念的差異，也是實事判斷的差異。限於篇幅理念之分存而不論，讓我們來看哪種觀點更靠近事實。

　　首先，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培養、強化了特定民族意識之看法，對於某些少數民族來說(如白族)可能是全然如此，但對於像藏、維吾爾這類“大少數民族”來說，則就有些似是而非了。這些民族因為人種、語言、文化、信仰、“世居”地理等因素，早在現代民族意識建立之前，就具備了相當的“民族潛質”，就是國家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，在現代民族國家、民族獨立、民族自治為人類一般標准的今天，他們也會自然將差異性潛質，發展為特殊的民族意識，而且這一進程至少早在現代中國時期就開始了。所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，的確客觀上有強化民族意識的作用，但沒有這個制度，在全球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話語邏輯下，這些“大少數民族”的民族意識也是很難消除的。